从2013年5月份起，印度经济开始遇上“麻烦”，成为续巴西之后的第二个发生货币贬值和资本外逃的“金砖”国家。或许，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如同土耳其和泰国等新兴国家那样正在发生的金融问题，而是印度经济二十多年来的增长动力正在消失。

    曾几何时，印度在软件外包服务和生物制药等领域的成就让中国国内的部分人士感到羡慕。但如今印度每年规模超过80亿美元的软件外包服务出口似乎也遇到了“天花板”。2013年，以塔塔为代表的印度公司开始在中国设立软件开发公司，这在印度国内媒体上引发关注。

    10年前的2004年，已加入世贸组织的中国成为举世公认的“世界工厂”，作为外资和外贸主管部门的商务部开始推动中国对外服务贸易的发展，希望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来鼓励软件企业外包出口。鼓励软件服务外包的优惠政策随后被提升到国家层面，全国共有30多个城市被认定为国家级软件出口基地。但截止目前，中国软件服务外包企业的规模远远无法与动辙有几万名员工的印度公司相比。

    “中国内地很多外包公司做的都是做美国发给印度公司外包合同的二包或三包，以规模来看，中国企业几乎无法拿到大型跨国公司的外包服务合同。”陆善明，一位中国台湾籍IT业人士对记者说道：“我也注意到了中国内地喜欢把印度在发展软件外包服务业领域的优势归结为英语的语言优势，但根据我在美国多年的观察，美国白人社会对中印两国文化和价值观上认同差异应该影响更大。做IT硬件代工的富士康在中国内地有超过百万的员工，而为美国大公司做服务外包的印度公司规模虽只有十几万人。但与硬件相比，软件和服务更注重与客户之间人与人层面的交流和信任。其实这也是美国大型集成电路企业的制造依然会放在马来西亚，而不会转移到中国内地的原因，虽然中国的成本更低，不过美国公司认为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能信任。”

    “说白了，软件外包就是不出国门的劳务输出，没什么技术含量。”在记者面前，国内多位IT业人士对国内经常把印度作为榜样的声音很不以为然。

    相比之下，印度在软件产品开发领域依然落后，面临着研发资金短缺和国内也没有购买力的现实。其实，印度在制药业领域的成功有着类似的逻辑，那就是专门为国外的富裕群体提供服务从而得以发展。目前，印度的医疗服务已经成为能够吸引到周边阿拉伯世界富豪到印度做手术的产业。

    不过，IT行业的技术进步经常导致的“洗牌”在软件服务外包领域可能正在发生。由大型互联网公司发起的“云计算”热正在改写软件服务外包的定义。以谷歌[微博]公司为例，该公司为在线使用软件应用推出的终端类型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办公设备；而另一IT巨头微软[微博]公司的第二代平板电脑surface Pro2甚至不再安装本地端的办公软件，而是直接使用云计算模式的office365。

    “印度的软件外包服务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呼叫中心、后台维护和应用程序的代码编写，都是发达国家大公司为了节约成本才对外包出去的IT应用。而目前的公有云可都是少数几个互联网巨头才有实力提供的服务。在云计算时代，发达国家的数据主权保护意识不断增强，或许这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向低成本的外国转移服务外包又是一种障碍。”陆善明先生向记者分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