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贸易地位上升并显现新功能

2005年至2017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在中国国际贸易总额中占比从11.47%上升到14.95%。同期，世界服务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从20.66%提高到23.69%，均提高了3个百分点。

服务可贸易性提升使得服务贸易比重提升。服务贸易比重提升的根本原因在于服务的国际贸易成本下降使其可贸易性提升。多边和双边的自由贸易谈判、自由贸易区建立、知识产权保护的创新带来的国际服务贸易的法律壁垒降低。因特网和通信技术的突破性进步和广泛普及带来技术壁垒降低，极大地降低了服务贸易所需的沟通成本，使得服务业所需要的生产要素高度互联互通甚至重新组合，产生了大量的贸易行为。当这种贸易行为跨越国界，就成为国际服务贸易。正是因为互联网和通信技术发展促使服务贸易成本降低到低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服务价格的差异，才促使离岸服务外包迅速增长，并成为服务贸易当中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

新时代产业结构变化为服务贸易提供产业基础。随着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需求重点将从“可获得性”向“品质、多样性、精神愉悦”过渡。此时，供给侧增量大多与服务业有关，2018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超过52%，未来还会继续提升；品质及多样性需求的满足需要研发、设计等服务，精神愉悦需求则需要旅游、文娱体育等服务。它们几乎都具备较为明显的规模经济效应，这就会导致两个变化：一是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背景下，中国国内市场的扩大将吸引国外服务提供商进入，带来服务贸易进口；二是中国大市场会为服务提供商提供在竞争中提高质量的机会，形成“本地市场效应”，促进服务出口。

新业态导致服务贸易新现象和新功能，服务贸易拉动货物贸易的现象开始出现。服务外包“离岸转在岸”，与制造业形成合力，带动制造业形成新贸易优势，体现了以服务外包为形式的服务贸易新功能。近年我国服务外包领域的一个重要现象是“服务出口转内销”，原本承接离岸外包的企业开始转向在岸外包，为国内制造业提供服务并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出口。2006年到2017年，中国在岸外包业务规模从几乎为零迅速增长到464.7亿美元，占外包总业务额比重增至36.84%。这是国内外经济环境以及中国经济优势发生变化的自然结果，但是它对于中国服务业发展、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产业分工、制造业以及货物出口转型升级以及服务贸易结构升级都有重要意义。

中国服务贸易优势转换与结构升级

2005年到2018年，旅游、运输以及与货物贸易相关的传统服务贸易出口比重从73.96%下降为39.86%，同时其他服务出口的比重从26.04%提高到60.14%；其中上升最快的是“其他商务服务”和“通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人均收入提高使传统比较优势弱化，经济总量扩大带来“本地市场效应”新优势，带动服务贸易结构升级。过去我国在旅游、运输以及与货物贸易相关的传统服务贸易的优势主要源于低成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但当前这种优势都在弱化。2006年到2018年，我国人均GDP从16738元上升到64521元，直接导致我国在旅游等传统服务贸易领域的优势弱化。但同时，我国GDP总量也从21.9万亿元增长到90.03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人均中等、总量第二”的独特国情使我国在逐渐失去低成本优势的同时，也在培育“本地市场效应”的新优势。 今后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优势将逐渐倾向于“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领域，比如研发、设计、品牌、文娱体育等，说明今后我国服务贸易结构将逐渐升级。

对外投资崛起带动现代服务贸易比重提高。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资金的国际流动，而是知识、技术、管理等市场交易成本较高的资产搭载在资金之上而进行的“一篮子”国际转移。2005年到2018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从百亿美元左右增长到1300亿美元 ，流量居世界第二；但从存量方面看，2017年中国虽然也已位于全球第二，但是只有美国的23.2%，而同年中国GDP已经是美国的63.13%，说明中国未来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仍然有较大潜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又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新阶段，这将快速带动中国技术、中国设计、中国品牌出口国外。不仅如此，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也集中在服务业，2017年各类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超过80% ，如果说“商业存在”被认为是服务贸易的一部分，那这部分对外直接投资则直接增加了中国的服务贸易出口。

服务外包的增长带动服务贸易结构升级。作为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外包业务结构也经历升级。2006年到2017年，信息技术外包（ITO）占比从68%下降到49%，业务流程外包（BPO）比重从32%降到19%，而知识流程外包（KPO）则从近乎为零提升为32%。 作为服务贸易重要组成部分，服务外包的业务结构升级会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整体升级。

传统服务贸易比重下降，新兴服务贸易比重上升本身也是世界范围内的总体趋势。比如2005年到2018年，旅游、运输和与货物相关的服务贸易所占比重从66.64%降低到62.42%，降低了4.22个百分点；同时主要由现代服务贸易所组成的“其他服务贸易”比重则从33.36%提高到37.58%。

新时代推动服务贸易优势转换的战略

正视服务贸易逆差的必然性，进一步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从总体规模来看，中国已迅速成长为服务贸易大国，2016年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但是增长最快的不是出口而是进口，导致逆差从2005年的55.02亿美元扩大到2018年的2581.99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来自旅行服务贸易：2018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逆差为2581.99亿美元，其中旅行服务贸易逆差就达2373.80亿美元。其原因是在出口基本平稳的情况下，进口迅速增长：2010年出口额为458.14亿美元，而2018年为394.59亿美元，变化很小；但是同期进口却从548.8亿美元迅速增长到2768.4亿美元。

这种逆差扩大根本原因在于全球经济格局中中外地位的变化。中国经济总量近年来在全球比重越来越高，2005年到2017年间从4.81%逐年增加到15.16%，基本每年递增1个百分点。与此相对的是发达经济体比重的下降，美国从27.57%降到24.02%；欧盟28国从30.39%降到21.40%；日本从10.01%降到6.03%。同期，人均GDP方面，中国年均增长率为8.74%，美国为0.86%，日本为0.84%，欧盟为1.01%，世界平均为1.57%。可见，这是中国迅速追赶发达国家的阶段。旅行服务贸易涉及的是“出境旅行”，一般来讲，其需求收入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都大于1，因此，对于中国人来说，随着收入的提高，对出境旅行的需求迅速提升，而境外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相对较低使其旅游成本增长也不高，对于中国人来说，出境旅行的相对价格更便宜，因此出境旅行快速增加并不令人意外；相反，对于境外人来说，中国收入水平的上升导致到中国旅行变得更贵，加上其收入增长本身相对较慢，无论从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角度看，境外人士到境内旅行的需求都不会增长很多。事实上，中国的旅行服务贸易出口额在2010年之后就处于比较平稳的状态，甚至在某些年份有所下降。从这个角度讲，近年来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扩大是中国经济增长较快较稳，以及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一个结果；虽然2017年以来，中国旅行服务贸易进口增速开始明显放缓，中国出境游以及旅行进口市场可能从超高速增长阶段回落到中高速增长阶段，但是只要中国经济占全球比重提高的趋势不变，短期内服务贸易逆差的状况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目前中国服务贸易领域正处在由传统比较优势向本地市场效应优势转换的过程中，在国内服务需求扩大而供给能力逐渐提升的过程中，服务进口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正常现象。但是考虑到不少服务业领域仍然存在可贸易性较低的状况，国内服务业的发展以及服务市场扩大最终还是会帮助形成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优势，而服务业扩大开放有助于加快这一优势的形成，比如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会带来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一个全面开放、充分竞争的产业发展环境必然会迅速推动服务业迅速发展，从而加快形成本地市场优势，推动以规模经济为特征的现代服务出口。

继续推进服务外包发展，充分挖掘比较优势，循序推动本地市场效应优势逐渐显现。继续推进离岸服务外包对于中国服务贸易意义重大。首先，它既直接导致服务贸易出口，也是在中国本地市场优势完全形成之前，充分挖掘中国服务领域比较优势的重要方式。其次，离岸服务外包可以带动国内服务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是在与国外服务需求方合作过程中产生的技术外溢有助于提升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二是一旦国内服务需求扩大，离岸外包可以迅速转化为在岸外包，促进国内产业分工，带动国内生产性服务从制造业中分离出来，成长为独立且高效率的生产性服务业，进而带动制造业附加值以及贸易优势转换；三是随着国内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分工协作水平逐渐提高，当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开始对外投资并在全球形成品牌优势时，相关的服务企业也会跟随出口，从而真正形成由大规模本地市场带动的品牌授权以及知识产权等高附加值服务出口。虽然这一过程需要长期努力，但是发展服务外包无疑会促进这一过程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