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务外包与劳务派遣是两种被广泛采用的用工形式，在建筑行业、陶瓷行业都很常见，但这种形式，对劳动者是非常不利的，是企业将风险转嫁到了劳动者身上。”南飞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负责人何晓波回答得一针见血。

何晓波的办公室位于佛山市禅城区祖庙路18号锐华大厦9楼，房间面积不到20平方米，工友的的工伤资料占据了绝大部分空间。如今这里已经是在佛山务工人员的维权“根据地”，每天都有务工者咨询工伤维权的问题。

“现在很多企业，尤其是陶瓷厂，都喜欢用劳务派遣，把某一环节外包给其他单位做。这对企业有诸多好处，首先是淡季时他不需要雇佣这么多人，旺季时又可以迅速的找到这么多人，其次就是一旦发生劳务纠纷，企业不需要承担责任，由承包商自己去解决，这也是回避企业的用工风险。”但在外包环节，由于监管不到位，很容易出现问题，增加工人维权成本。

何晓波说，和工厂合作的承包商并非都有资质，可谓鱼龙混杂，一旦承包商跑路了，工人一点招也没有。“即便是承包商有资质，但承包商是在外地注册的，承包商卷铺盖走人，工人不可能追到注册地去告，这不现实。”

在何晓波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摞厚厚的档案袋，这是患尘肺病工友程家义的申诉材料。“程家义就是这样的情况，原本是陶瓷厂的员工，后来又签了了一份合同，变成了承包商的员工，陶瓷厂给他交社保，承包商给他发工资，很显然这就是陶瓷厂在规避用工风险。”何晓波分析说。

程家义自2004年来到佛山打工，先是在陶瓷厂熔块车间打包上砖，随后又在搬运车间装车，这两个环节都能接触到粉尘，他在这种环境里一干就是八年。2012年8月，程家义咳嗽、咳痰、呼吸短促，后经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诊断为陶工尘肺贰期。程家义拿到诊断证明后，开始向陶瓷厂索赔。“仲裁、一审、二审、强制执行，他把所有的程序都走了一个遍，官司打了两年多。”何晓波说工伤申诉备案、决定和执行的过程平均需要1000多天，程家义的案子已经算快的。

在陶瓷行业，搬运工工资都普遍较高，但工资现金结算，工人很难证明自己的实际收入，程家义就在这方面吃了亏。“我们给他计算的，平均月薪是五千多，但最终法院是按照佛山市职工平均工资三千多计算的，损失了近一半。”开庭时，对方律师就说，单位是有工资单，但程家义不是陶瓷厂的员工，他隶属于承包商公司。

何晓波坦言，大部分陶瓷厂的工人出现工伤以后，都是在工资这一环节受到了损失，因为没有办法去证明自己实际工资。“相差那么多，肯定很多人都咽不下这口气，但是没办法，法律就是这样规定的。”几天前，何晓波在深圳中院旁听一起劳动关系认定的案件，劳动关系在仲裁、一审都没有得到认定，原告最后花钱聘请律师打这场终审官司，就是为了争口气。

和何晓波一起共事的女孩陈道清也是工伤受害者，四年前她在大沥一月饼厂打工时切伤手指，治疗两个多月才出院。虽然手指被成功接活，但功能受到很大限制，经仲裁评为九级伤残。她说自己签了劳动合同，但手上却没有。她曾拿着工友证明、厂服去找劳动部门申请认定工伤，被告知这些只是辅助证据，而不能作为直接证据使用。“如果没有劳动合同，维权是挺难的，劳动合同在工伤索赔上是最关键的东西。”维权的艰难场景，陈道清依然历历在目。

但何晓波却直言，在他接触到的工伤案件中，有效劳动合同甚至还不到30%。“现在很多单位签合同是签一份，签完就收走了，出了事还不是一样的。即便是签了两份，上面写着基本工资一千多，然后计件工资、加班费，但那个具体金额是写不上去的，出了事工人还是证明不了实际工资，等于形同虚设。”据人社部2014年前三季度统计数据显示，仅督促补签劳动合同一项，就高达238万人，这还不算未计算在内的数据。

根据何晓波的走访调查，外包这种用工形式多见于建筑工地、陶瓷厂还有上万人的大工厂。正是应了企业用工的需要，维护劳动者权益。“本身这个法是好的，但下面企业用的时候用歪了，采取劳务承揽、业务外包的方式，这对劳动者是非常不利的，是企业将风险转嫁到了劳动者身上。”一方面是企业用工带来了便利，另一方面则是涉及用工单位、派遣单位(外包单位)及劳动者三方主体，法律关系复杂难辨。一旦劳动者在履职过程中发生侵权纠纷，各种问题也就随之而来，这也是在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

“从最初的用工环节，政府劳动部门就应该监管到位，劳动监察大队要监察非法用工行为，只要严格执法，企业不敢这样乱来。哪怕是最初没有监管到，一旦出了纠纷，监察部门一样可以处罚。”何晓波说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仅依靠自身的权利觉醒尚还远远不够。